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在被政府以怎样的具体行动，诉诸实现。在针对这些政府行动的实际效果，进行预判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对诸多行业的演变进行合理推演，比如——中国的融资租赁行业。

一、报告纲要逻辑及其实现可能性

报告总体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2016年的回顾总结，第二部分是2017年的任务部署。每个部分的内容表达次序，也几近一致：从“定量目标”到“定性原则”，再到“具体工作”。报告的行文风格，沉稳而内蕴勇健，坦诚且理性自信。由于多处使用“数字”和近乎“白话”的语言来表达“成绩”、“目标”和“任务”，所以，“务实”的心态也表露无遗。

分属于两大部分内容之下的“2016年工作总结”与“2017年任务部署”，则是整个报告的“纲”：对于2016年的工作总结，报告主要指出了八项工作，依照次序分别是：宏观调控、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改善民生、政府建设；对于2017年的任务部署，报告依次指明了九项任务：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深化改革、释放内需、创新发展、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开放发展、生态治理、改善民生、政府自身建设。

所谓“纲举目张”，本文以下将围绕这17条“纲”，并结合具体的报告内容，联系近年的一些时政形势，来展开解读。

（一）对于2016年工作总结的解读：

报告阐述2016年工作总结的用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体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正在通过对“五大发展理念”——也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坚定落实，而稳步向前。所以，报告中的2016年工作总结，传递出了“一切尽在掌控，一切按部就班”的信号，这将有利于人心的稳定，进而为2017年的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下面将分别就这八项工作总结，逐一做简洁的解读说明。

1、宏观调控：“继续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注：引自报告，本文以下引用文字，如无特殊说明，皆指引用于报告。）

这是针对风险的“治标”之举。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表明过往中国经济的要素驱动增长模式所积累的风险，不会再增大；财政赤字与“营改增”主要用于降低企业税费，这是一种带有高效市场化特征的补贴政策，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中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债务风险；政府债务置换有助于消弭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风险；11.3%的广义M2货币供应，表明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导致的资产泡沫风险可控；最后表达民间投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调控措施可以有效遏制风险的产生。

2、供给侧的“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供给结构有所改善”

这是针对风险的“治本”努力。报告首先给出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两个具体数字，表达坚定推进去产能的决心和成效。但随后对房地产“去库存”、工业企业“去杠杆”和“补短板”等方面，概括表达了所做的一些工作，但并无更加具体的“数字”描述。也许在这些方面的成效还不很明显，所以用了“有所改善”这样比较谨慎的表达语句。但报告依然暗示了强烈的推进决心：此项工作被列为2017年要重点推进工作的首位。

3、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发展”，而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深化，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紧跟着总结可以体现2016年深化改革成果的各个领域工作：在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的简政放权和政务监督、国有企业改革、税制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医药卫生、生态保护等。回顾历史，中国的改革与中国开放发展一直同步推进，“改革开放”已然成为某种带有“政治符号”意义的词汇，所以，紧跟着对“一带一路”、人民币加入SDR、深港通、自贸区等工作，进行总结。也可以说，顺势将“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工作成绩，予以表达。

4、创新发展：“强化创新引领，新动能快速成长”

这是对“创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的总结。强调“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双创”等国家战略高度的创新推行举措，正在落实。面向2030的重大科技项目、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工作也已启动。最后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表达有关创新发展举措的实际效果。

5、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形成”

这是对“协调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的总结。再次强调“一带一路”对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以及多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继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

6、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

这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的总结。过程与手段方面，“制定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结果方面，用数据来说明若干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实际成效。

7、改善民生：“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

这实际上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的总结，但从“民生”角度来表达，更容易让国人有“获得感”：就业、脱贫、教育、医疗、体育、文化、救灾等领域，有切实的工作进展。

8、政府建设：“推进政府建设和治理创新，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肩负着对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管理和建设的职责。此前的工作总结都是针对“经济”方面的政府职责展开，所以在最后，对政府在“社会”方面的职责工作，进行总结说明。

（二）对2017年工作部署的解读

以下对于报告中2017年工作部署内容的解读，将从诸项工作部署背后的逻辑视角展开。

报告中2017年工作部署的内容次序安排，体现如下理念：重点关注当前发展，兼顾长远发展；通过自身内部发展，来激发对外开放的发展力量；党建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些核心的施政理念，基于如下逻辑而获得体现：

1、短期内实现合意经济增长的，最现实的“治标”之策，就是在既有资源配置格局下，在既定资源运用能力范围内，深挖经济效率的“潜力”。

有三种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追加生产要素投入、提高各经济部门生产效率、让资源从低效经济部门流向高效经济部门。中国在次贷危机前“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主要来自于“追加生产要素投入”手段，但是，新的形势变化，已经清晰地表明，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当前力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用意就在于要让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提高各经济部门生产效率”的发展之路。并且，这条发展路径的起点就是“让资源从低效经济部门流向高效经济部门”。

从优化既有资源配置格局的角度看，“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实质，就是释放低效经济部门资源。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实际财富，都是有限度的，越多的资源沉淀在低效经济部门中，就意味着越多的高效经济部门会因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供给，而无法取得应有的经济拉动作用。总体而言，“去杠杆”的主要指向，是宏观经济中企业部门的杠杠（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行业述评文章：《政策解读∣企业部门视角的2016政府工作报告逻辑框架》），而从企业部门的杠杠分布状态看，高杆杠主要集中国有企业中——一个总资产周转率和盈利水平都显著低于民营企业的经济部门。所以，“去杠杆”本身就蕴含着降低低效国有企业部门对资源的占用意图。

在政府的既定资源运用和影响能力范围内，“降成本”和“补短板”则主要显示出，政府意图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的运用，为整个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供给。

所以，报告的2017年的第一项工作部署，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2、既然通过调整既定资源配置格局，运用既有资源流动影响力，可以收取显著的经济推动效果，那么，发现造成这种低效的资源使用状况的原因，并对其进行消除，才是可以实现经济持续高效率增长的“治本”之策。

从报告的具体内容看，如下领域是低效增长的主要原因：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企改革、非公有经济受抑、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所以报告2017年工作部署的第二项，就是：“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3、在资源配置和资源流动方面的努力，实际就是对“供给端”的关注，而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对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还需要在“需求端”有所行动。

导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诸多原因中，“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即“外需”的急速滑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鉴于此，在“需求端”的核心关注，就必然转入国内，着力于“激发内需”：除了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以外，投资需求的拉动也开始强调“有效投资”。同时，有利于持续生发“内生”需求的长效手段也必须予以重视，这就是“区域协同发展”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区域协同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往各个地方经济系统的强烈的“竞争关系”，而着力推动形成一个“内洽”的，彼此依托、联结、共生的新型地方经济间的关系——也即“协调发展”的用意所在。而“新型城镇化”之“新型”，则是着眼于“人”的城镇化，而不是过往“摊大饼”式的投资驱动的低效城镇化。实际上，“新型城镇化”与培育国内消费能力，紧密相关。

所以，报告2017年工作部署的第三项，就是：“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相协调，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

4、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内，消费将不可能被人为地“限制”，甚至“强制”与自身的供给能力对接，所以，要真正让“国内需求”作用于经济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在“供给端”发力，形成对国内需求的“竞争力”。

从报告内容来看，“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双创”和“提高质量水平”，是2017年增强国内供给端竞争力的主要目标领域。这就是报告2017年工作部署的第四项：“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5、除了以上分别针对“需求”和“供给”，而部署落实具体施策之外，还需要关注一些可以同时影响供需两端的领域。报告中提及了两个领域：农业和对外开放。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从2017年1号文件所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决策看，对于农业在供给端所要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需求端，城镇化、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都将形成强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

对外开放角度，从出口方面看，这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一个重要渠道，“西方不亮东方亮”，“一带一路”和高端装备，正在努力托举中国的外需水平；从进口方面看，消费品进口虽然会“抵消”一些国内消费需求，但其客观施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将促进国内供给端加速调整和优化。同时，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也将直接作用于国内供给端的升级——2017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针对“中欧贸易逆差”提问的精彩回应，可做例证：“如果你们欧洲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那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就会有明显改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报告2017年第五项、第六项工作部署分别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6、健康的经济发展，必然是可持续的发展。以上在“供需”两端的工作部署，虽然有利于形成供需的对接与平衡，但是要将这种供需平衡长久保持下去，还需要创造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条件。

生态环境是供给端的长期自然资源的提供来源，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但有利于实现供需高效对接，“民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供给端长期所必须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此外，“民生”问题的解决，还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就是报告2017年工作部署第七项和第八项的内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放在心头、扛在肩上。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更要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该办能办的实事要竭力办好，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

7、如果说，以上的八项工作部署解决了2017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问题的话，那么，第九项工作部署则给出了如何“执行”的答案。

任何规划，最终都要落实到“执行”，而落实“执行”的关键，就在于“人”。报告2017年第九项工作部署，这样表述：“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自身建设”这句话，与报告对2016年工作总结第八项“政府建设”向对比，非常微妙地增加了“自身”二字——就是这看似平淡的两个字，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要做什么样的事”直接扭转为“要做什么样的人”。用报告的话说，就是要求政府“坚持依法全面履职”、“始终保持廉洁本色”、“勤勉尽责干事创业”。

（三）延伸讨论：报告中的工作部署，有望实现吗？

   系统完备的规划，能否有望实现，是一个必须要被思考的问题。否则，“规划”对于现实而言，也就失去了有意义的“指导价值”。以下，本文将从国家治理智慧、施政经验能力、实际经济表现等三个角度，由远及近地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给出一个现实中已经隐隐显现的“操作路径”——以此说明，报告的诸项工作部署，的确有望实现。

    1、国家治理智慧

《论语》所蕴含的国家治理智慧，为中国历代国家所尊崇，乃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经验之谈。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取其中一句，用以借鉴分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习大大在2015年元旦新年贺词中，以“蛮拼的”三个字，来褒奖干部队伍的实际表现，2017年元旦贺词中，又强调“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些都是“敬事”之举。而上文已经分析过，报告对于2016年工作总结的论述，一个核心的用意就在于“取信”。从报告关于减省“三公经费”，“节用裕民”，以及对“民生”问题一贯的关注来看，称之“节用而爱人”，并不为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简政放权”等战略举措，则都可以归之为“使民以时”。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认为报告所提出的整体为政之策，都是富含国家治理智慧的英明见地。

2、施政经验能力

一整套施政措施的背后，必然有一整套施政理念和施政方法做支撑。而正确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法，其形成，离不开长期的施政实践锻炼，以及因这些实践而获取的施政经验和能力。施政经验和能力，将决定一整套施政措施，能否在现实而具体的实际情境中，得以有效落实和执行。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一些施政理念和方法历多年而不改，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推测，甚至相信，这些施政理念和方法是经历过现实检验，而被证明是正确而有效的。篇幅所限，在此仅引用32年前，也即1985年3月6日，习大大在河北正定县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权供品味：“二是把新的不正之风列入整党的重要内容，对‘令不行，禁不止’的问题，也要列入整党中去。未开始整党的单位，要进行自查自纠。县直各单位和乡镇机关要认真检查本部门以权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实物，巧立名目大吃大喝，以权谋私，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等问题。凡是过去的有关规定，对了的仍要算数，予以兑现；与中央精神不符的，要彻底纠正，哪级说话哪级负责。对一般性的问题，只要查清了，认识了，把非法所得的退出了来了，就不给处分；对那些隐情不报也不纠的，查处后要予以严肃处理；对在中央27号文件以后，令不行，禁不止的要严肃处理；对在中央27号文件以前的重大问题，也要追查处理；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以权谋私的干部要坚决撤换，触犯刑律的要给予刑事处罚”（引自：《知之深，爱之切》，习近平，河北出版传媒集团，2015年，第194页）。

3、实际经济表现

能够说明治理智慧和经验能力正确的最有力证据，是事实。2016年，“权威人士”给出中国经济“L”型走势的基本判断，而2017年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研究机构和智囊人士，都纷纷发出了中国经济已经接近“L”底部的分析结论。虽然经济领域内的严峻问题还很多，但“企稳”、“筑底”无疑是经济正向调整的良好指征。对比2016年和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还可以发现，2017年的报告所展示出的信心，远超于前——2016年报告中，在发布6.9%增长结果的时候，非常用心地解释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而2017年报告对于较前略低的6.7%的增长结果，却一笔带过，并无任何解释性论述。此外，从2016年和2017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的场面看，在2017年现场，总理的语气、语调、用词，乃至手势，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自信。

  4、一个现实显现的“操作路径”

在上文“2017年报告工作部署”的解读部分，本文已经指出，“党建”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语汇表达，就是“吏治”问题。提及“改革”，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北宋时期，有两次非常著名的“改革”，也就是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前后两次“变法”。在范仲淹主导“庆历变法”所推行的策略中，最初并且是最首要的几条，就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表达了“吏治”必须作为“新政”前提的理念。但是当时宋仁宗，并没有抵挡住原有官僚利益集团的汹涌反扑，不到一年时间，范仲淹便卸任而去。而在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中，虽然有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但是王安石回避了“吏治”问题，希望通过强力推行“新法”，来取得成功，结果被小人利用，导致新法施行到基层便完全“走样”，最终失败。可以说，这两次“变法”，都失败于“吏治”问题的解决。

以史为鉴，就可以知道，中国当前的改革成功，必须首先要解决“吏治”问题。这就是报告中对政府职能转变、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着墨良多的原因所在。无论大至国家，还是小至企业，其兴旺发达的首要因素就在于“人”——能否让“好人”和“能人”在位，能否实现“好人和能人”对“坏人和庸人”的替代。

但是，整体而言，官僚不可能实现“自动自发”地思想和行动转变。对此，现实的经验应对，只能是“不换思想就换人”，也即，必须要加速推动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人事更迭，把握好这些习大大一贯重视的“关键少数人”。结合当今中国的现实，可以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看到，两个可以解决上述“人事更迭”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付诸实施——“反腐”和“开放垄断行业，鼓励民营资本进入”。

“反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行政效率质量、社会财富分配、组织作风纠正等方面以外，“反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加速“人事更迭”的手段，以此，即可实现《论语》所言的“举直错诸枉”。在此基础上，再辅以经济领域内对民营资本的垄断开放，则可期望收到良好效果。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从目前可以了解到的情况看，经由“官僚体系”来推动的国企改革，往往陷于“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尴尬境况，许多地方的实际推行过程，在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和执行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偏差，效果并不显著。

相反，同样是国有企业改革，在“反腐”和“开放垄断，鼓励民营资本”的作用之下，政治约束叠加市场约束，就可能让国企改革明显显效。2017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称，由于“2016年国家对地方炼（油）厂曾面对的诸多限制进行了空前的开放”，导致“国内两大巨头（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市场占有率从2010年的90%，降至2016年前10个月的77.1%”。2017年3月，“央广网”报道称，“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山西省委省政府今年的头等大事”，“企业一把手签署任期目标责任书指标为考核依据，不敢立军令状者和完不成任务的一把手都要辞职走人”。而2015年，山西省引起国人关注的新闻热点，却是“塌方式腐败”。将这几则新闻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在现实之中，就在“官僚体系”之外，借助于“反腐”的威慑力和“市场竞争”的约束力，一条国企改革的“破冰”路径已经显现：“反腐”触发官员更迭——开放垄断强化市场竞争约束——国有企业一把手立军令状——触发国有企业管理者更迭——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者更迭，推动“吏治”向好——中央政府既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措施得以有效执行。

以上，是能让我们对报告的实际效果，建立起信任的理由和例证。也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才令以下针对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演变的分析，得以具备现实且可信的参考价值。

二、把脉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演变“轨迹”

2016年夏秋之际，笔者得出了“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体制套利、监管套利和投机套利等经营模式的套利空间坍缩”这一观察判断。从彼时到2017年3月的“两会”召开之间，短短半年时间，就出现了许多时政和行业事件，对此观点提供了强力印证：金融领域的监管趋紧及统一监管趋势发动、财政部两次“问责”地方政府违规融资、数家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企业陷足“东北特钢”破产、大型银行10年首次盈利增速下降背景下的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盈利速度飙升、2017年2月中国进出口惊现“逆差”、2017年政协委员工行副行长张红力提案呼吁对金融租赁“适度放松监管约束”、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直言“有效处置‘僵尸企业’”……

在行业演变趋势大体清晰的基础上，结合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来探讨融资租赁行业演变所可能展现出的具体“轨迹”，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一）体制套利：“消泯”还是“拓展”？

“体制套利”的套利属性，更多地体现在“筹资端”的体制融资优势，而其在资金投放的“市场端”，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市场化”特征。一贯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要投放对象的“体制套利”经营模式，在2014至2017年间，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性转型启动，而失去了市场投放基础，伴随着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大批量湮灭，趋于消弭。

基于以下原因，在2017年之后的数年之内，“体制套利”不太可能再度焕发生机：1、目标市场不明朗：不同于2001年前后，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被忽视的具备盈利能力却匮乏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群体，2017年中国的“新经济”力量，尚在孕育之中；2、融资租赁行业的进入门槛降低，各种背景资本的涌入势头，到2017年尚未见减缓，由此将更易形成众多的“碎片化”的割据市场，进而降低了资金投放端的“市场化”程度；3、寻找、发现并开拓新市场领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只有那些拥有多年经营积淀的融资租赁公司才有望涉足，但是，这些融资租赁公司也往往同时背负着巨大的“历史包袱”，所以难以兼顾新市场领域；4、同中国的所有行业一样，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内的企业家资源，极度匮乏。

但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如下“新市场”潜力的暗示，将为“体制套利”的复苏创造外部条件：（1）民营科技企业：对于尚在“孵化期”此类企业，总体而言，融资租赁并不匹配，但随着盈利能力的增长，数年之后将会是融资租赁的良好选择；（2）“双创”激发出的民营新业态；（3）农村市场：不是农机融资租赁市场，而是以“县域经济系统”为投放标的，定位于拥有雄厚成长潜力的区域市场。

数年之后，对以上新市场的“开拓”，将极有可能由地方国有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完成——现在的他们，正在凭借自身的割据市场而实现生存，并蓄力发展。与新市场同步生长的此类融资租赁公司，有可能在未来数年之内，重新启动“体制套利”经营模式——毕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往往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监管套利：“击鼓传花”中的“软着陆”

中国的各类金融机构，正如“美猴王悟空”，自恃神通广大的种种腾挪变化，其实从未逃脱“如来掌心”——佛祖期望他们护持唐僧取得真经，所以会容忍他们的“天生猴性”，但如果他们真的要“闹天宫”的话，“五行山”也必然会压顶而来。

基于上文对2017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可以发现：1、着眼于推动资源退出低效经济部门的“三去一降一补”，是中央政府2017年经济大棋局的“第一手”落子，这项工作如不能顺利推进；则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所有规划实施；地方政府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身份转换，也即，从经济增长的“驱动者”，变为“治理者”——这是“协调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对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而言，两个重要市场将因此而受到巨大影响：国有背景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前者而言，2017年开始，将可能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租赁公司或实力融资租赁公司，“放债放成股东”。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身就是当年为应对“次贷危机”，而仓促推出的一项“临时设施”，其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令人心胆惊颤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43号文”以及新财政预算法的推出，已经显示了中央政府决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新构建“中央-地方关系”的决心。如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已经持续三年，“协调发展”的布局依次展开，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所以，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监管套利”的市场空间正在被继续压缩。

但是，“监管套利”的行为却不一定会应声而止。“资产荒”背景下巨大的经营压力，将激化公司治理的“代理人问题”，由此，“法不责众”和“侥幸得手”心理，以及潜意识的“监管博弈”心态，将赋予“监管套利”顽固推进的力量。

最终，更有可能呈现的状况将是，“监管套利”将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在一个个“倒霉蛋”因鼓声顿停而跌落尘埃的过程中，实现“软着陆”：1、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屡次强调的“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原则来看，对金融租赁公司大范围的硬性经营干涉，不会发生。这就意味着“监管套利”的群体性行为不会受到短促的猛烈打击；2、以“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为原则的个案处理，将会毫不留情——一场在“监管套利”玩家中的“击鼓传花”游戏，已经开始；3、根据上文述及的“人事更迭”推进路径，产业端和金融端的国有企业，将上演愈发频繁的“换将”戏码，由此推动中央政府的经济规划渐行落地；4、吊诡的情景由此出现：随着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金融监管的统一收紧，那些幸存的，因“监管套利”而形成的租赁资产，不期然间，竟会从“风险资产”蓦然转化成了“安全资产”！

（三）投机套利：濒死于“踩踏”

在2017年，除了从境外引入低成本资金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其它有助于“投机套利”继续生存的因素存在：银行惧怕经由“通道”融资租赁公司“感染”其它金融机构的风险，因而抛弃它；大型生产企业则会通过自行成立融资租赁公司，来实现资金成本的降低，因而会漠视它；来自于商务部的行业监管，将会惩罚它；“通道”融资租赁公司彼此间的“倾轧”，将会贬损它；行业内的企业家资源也将因其缺乏真实的信用资源，而回避它。

即便是跨境资金的“引入”通道，也将因美国在2017年步入升息周期，而空间局促。总之，“投机套利”将濒死于上述种种无情的“踩踏”，零落成泥。

以上，就是2017年这个春寒未褪的3月，我们因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而引起的，对行业演进“轨迹”的一些展望。虽然，必定还存在许多尚且无法预见的新状况，而且“轨迹”线条的勾勒，也很粗犷，但我们兴起此举的心境，却是无比真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17年算起，此后十年间的中国改革成就，将有望构筑此后百年间，中国昌盛国运的坚实基础——应该为之尽一分力。

【“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行业述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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